配资专业在线炒股配资三个兵团表现差距明显

事情发生在1952年3月。此前几个月，中朝与美韩方面的停战谈判取得不小进展，在划定军事分界线和确定非军事区方面达成了初步协议。

然而，3月间苏联得到一份情报，称彭德怀正计划对美军一个师级部队展开局部行动。苏联方面觉得这无疑会影响谈判大局，于是致电中方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。当时战争已进入阵地战阶段，若对美军师一级部队发动攻击，意味着战争规模可能扩大，甚至可能重现前五次战役那样的激烈战况，谈判也会彻底破裂，这便是苏联反应强烈的原因。

毛主席接到通报后感到疑惑，回电苏联表示彭德怀并未向中央报告过类似行动，中方也认为此时进行大规模行动不合时宜。

但这一消息并非空穴来风。马平教授的《1007天的战争》梳理史料发现，19兵团曾在3月12日向部队下发电报，内容为“在正面向敌展开类似去年秋季的统一的进攻”。这封电报的主送人是韩先楚、陈先瑞（19兵团副政委）、薛克忠（19兵团副参谋长），并阅人包括邓华、杨得志、崔庸健、解方。

军委在电报中还批评19兵团领导人：“你们未经请示志司，即下达作战部署殊为不妥，望引起注意。”苏联方面得知的彭德怀打算对美军1个师采取局部行动的情报，估计就来源于此。

这件事的古怪之处在于19兵团领导人的身份。根据杨得志、韩先楚、曾思玉（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）、陈先瑞等人的回忆，19兵团司令员一直是杨得志，从带兵入朝到1952年7月11日都是如此。之后杨得志上调志司担任副司令员，主管作战指挥，韩先楚才由西海岸指挥所司令员改任19兵团司令员。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》中的《杨得志传》《韩先楚传》都将这一时间记为1952年7月，这是最权威的认定，毋庸置疑。

可为何军委电报会就前线反击之事向韩先楚、陈先瑞、薛克忠发报呢？而且从主次关系来看，邓华、杨得志、崔庸健、解方作为并告，似乎杨得志已在志司担任副司令员。这封电报是真实存在的。

在未完全掌握资料的情况下，只能做出推断：1952年3月，前线形势胶着，韩先楚受命到前线进行具体指导。很可能当时彭总已有让韩先楚和杨得志对调的想法，只是还未上报军委、未走组织程序。韩先楚性格犀利，到一线后抛开正牌司令杨得志求稳的意见，直接进行作战部署。杨得志和韩先楚都是名将，作战风格不同，若意见有碰撞，以二人性格，很可能是杨得志让步，尊重韩先楚的意见。所以后来军委批评前线擅自部署时，没有批评杨得志，而是批评了韩先楚。

二、韩、杨、邓、陈的对比

暂且不深入探讨时间问题，这件事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地方。让人意外的是杨得志和韩先楚的位置对调。

解放战争中，兵团司令员的位置略高于野战军参谋长，略低于分管作战指挥的野战军副司令员，包括副政委。韩先楚入朝后，由13兵团副司令员转任志愿军副司令员，这与解放战争时期各大野战军副司令员级别基本相当，和宋时轮、杨得志等人相比，地位略高一些。当然，韩先楚自己觉得资历稍浅，不好意思直接指挥宋时轮、杨得志等人。五次战役前的志愿军作战会议上，资历比韩先楚略高的邓华，对杨得志、宋时轮、王近山等人也不好以指教的姿态对待，这是我军的惯例，不多赘述。

韩先楚和杨得志的对调，背后大概有全局考量。第五次战役失利后，志愿军领导班子开始调整。彭总向中央建议调整几位副司令员，邓华、洪学智仍任副司令员，因后勤问题日益严重，洪学智实际专任后勤司令，不再承担军事领导责任，韩先楚到19兵团担任司令员。

19兵团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打得不算好，临津江渡江时遭到敌集火打击。有人曾认为彭总这个意见是对杨得志指挥不信任，但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并非如此。第五次战役后，彭总并未放弃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想法，还在筹划第六次战役，这种情况下似乎没必要把长于作战指挥的韩先楚派到一线。

不久，彭总因额角肉瘤恶化回国治疗，中央派陈赓到一线代理志愿军司令员。志司主要指挥员变为陈赓、邓华（出车祸暂时休息）、杨得志等，韩先楚到19兵团临时担任司令员。可能因为彭总不在，不宜进行大的人事任命，所以杨得志和韩先楚只到职而未正式宣布调动通知，以免人心浮动。

这种人事变动，代表了中央对前线各将领能力的认定。陈赓能力全面，有科班出身优势和指导越军作战的国际视野，资历深厚，到志愿军总部能后来居上，指挥邓华、洪学智、韩先楚等将领。

杨得志的表现，外行人可能觉得他在朝鲜战场有点跟不上节奏，优势局面没打好。但军事问题不能简单以结果论，何况他的战绩并不差。有三个关键点能体现杨得志的能力深度：

第一，第五次战役前的作战会上，杨得志的态度介于王近山和宋时轮之间，既不过于激进（如王近山），也不过于保守（如宋时轮），只是在彭总最后带节奏式询问后才表态敢大打。刚入朝就能有这样持重的思考且不畏敌，这种格局常人难以具备。

第二，临津江渡河不利，是因为美韩军主力在西线，19兵团进兵难度本就大，换其他部队也未必能打好。即便在这样的压力下，杨得志仍能全歼英军29旅一个整营，这一战例和华川阻击战都是第五次战役中难得的漂亮仗。

第三，第五次战役转攻为撤时，19兵团后撤不慌乱，阵脚稳定。三个兵团表现差距明显，9兵团兵力充足，有长津湖作战经验，且两个军是老三野的精华，后撤阶段表现好在意料之中。3兵团出现180师重大失利，根本原因是指挥问题，而非部队不行。

至于邓华，很多人认为他在作战指挥方面略逊于韩先楚，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，主要体现在对战机把握的敏锐度、对当面之敌力量的判断准确度、解决棘手问题的切入点等方面。但邓华的优势在于，长期军政兼通带来的大局观和综合领导能力很强，善于从整体思考问题。他在具体问题、方向、战役上的略微持重或迟钝，对问题解决有一定影响，但不宜过于夸大。

以解放海南岛为例，如果按邓华的筹划稍等，过了1950年6月，会不会造成第二个宝岛问题？这恐怕是想当然。宝岛解放之战拖延，关键是美军第七舰队介入，我军准备不足，渡海既无制空权又无制海权，即便粟裕大将也没说过完全准备好。

海南岛情况完全不同：第一，距离近，最窄处19.4公里，最宽39.5公里，木船能分批偷渡，准备越充分，船只全被毁的概率越小，就像金门那样的情况；第二，敌我力量差距不大，我军以一个兵团精锐进攻，敌薛岳手下兵力无优势；第三，岛上有内应，且能与敌周旋应对；第四，美军不会把海军派到琼州海峡。

韩先楚快打早打的建议，确实能让海南岛解放更快，但按邓华的持重做法，未必就解放不了。毕竟十几万人的渡海作战，若过于求快求险导致失误，谁能承担责任！“诸葛一生唯谨慎”，这是所有战略家或具有战略家思维的人用兵的最高境界。

三、在朝征程的戛然而止

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：如果第五次战役前夕，志司领导人换成彭、陈、杨、邓的排序，韩先楚到一线指挥19兵团，会有什么变化？

其一，陈赓或许能发现战役目标定得过大，向彭总提意见缩小攻击规模。

其二，韩先楚临场反应比杨得志更敏锐，有可能全歼英军29旅，而不只是一个格罗斯特营。

其三，西线打得好，很可能给中线3兵团减轻压力，让王近山发挥更好，甚至避免180师的重大失利。

这一观点是否正确，希望有识之士能辨析指正。

再看韩先楚将军的作风特点。他在朝鲜的征程有点虎头蛇尾，到19兵团任职不久就因病回国，此后再未返回一线指挥。

为何会这样？韩先楚自第一批入朝作战，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，却一直在前线指挥具体战役方向。第一次战役，他指挥西线集团作战取得胜利；第二次战役，率精干指挥所下沉到38军坐镇指挥，助38军翻身，重创美军实现西线大翻盘，迫使美军全面撤退；第三次战役，仍率右翼突击集团渡汉江、破汉城。

第四次战役，志愿军有韩指、邓指、金指（朝鲜人民军金雄）三个前线指挥所，相对而言，韩指在汉江南岸阻击战打得最好，拖住了大部分兵力。韩先楚第一次在坚守、苦守、死守状态下展现出功力，证明其能力全面，与38军这种能攻善守的英雄部队相得益彰。

第五次战役时，前线兵团各有兵团司令，韩先楚不便靠前指挥，回到总部协助彭总指挥。战后又被调到西海岸指挥所，负责统一指挥防止美军侧后登陆。

可见，韩先楚在朝鲜的实际角色并非分管作战指挥的副司令员，而是前线兵团司令。他敏锐的军事嗅觉、精准的判断力、敢于行险的军事作风，在与美军作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且越到一线，长处发挥得越好。

这一特点看似是褒扬，但深入琢磨，又不尽然。简单说，这是战术型将领的特点。我军很多在纵队司令层面表现出色的将领，升任兵团司令后未能尽显其能，比如宋时轮、王近山。从兵团司令员到野战军级别，又有很多人被淘汰。

陈赓、杨得志、邓华等将军，是少见的能在每一级别都迅速具备相应格局和视野的战略型人才。抗美援朝进入阵地战阶段后，双方优缺点都已明了，战场形势相互克制，很难再出现运动战五次战役那样的大战机，若再贸然发动进攻，必然招致重大打击。彭总1952年3月接到中央询问后，也对前线反击部署过于激进的情况做了批评和纠正。比如3月27日，19兵团上报39军准备攻击上浦坊南敌方1个加强连的计划，彭总研究后否定了该计划，理由是地形易守难攻，不能打消耗战，这时大概仍是韩先楚在指挥。

韩先楚旋风式的打法，在阵地战时期难以施展。所以1953年初韩先楚因病回国后，各大野战军的兵团司令轮流上前线，抗美援朝后期成了练兵轮战。时势不需要，自然也就无需强求了。这并非针对韩先楚，也不是否定这位虎将，只是形势使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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